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发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尤其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出台，在该报告发布演说中特朗普声称“世界进入了大国竞争的新时代”。在随后发布的报告中，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自尼克松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以此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启了全面的对华战略竞争。截至目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已历时六年多，经历了共和、民主两届政府。

观察这六年多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轨迹，特朗普作为反建制政客以一种“狂野”的方式开启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而2021年拜登执政后，作为一名典型的建制派政客，其对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进行了“优化”和“升级”，其中突出的表现是更加重视科技竞争、更加重视盟友的“倍增器”作用、更加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其对华战略竞争更具体系化特征以及为竞争建立所谓的“护栏”。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在乌克兰危机持续、美国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向乌克兰之际，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未来十年是对华战略竞争“关键的十年”。由此可以看到，美国以中国为战略竞争的重心、以长期竞争为主要基调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基本成型。

一、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四条基本线索

美国的对华全面竞争战略已经成型，主要由四条基本线索构成。

一是在经贸领域对中国实施渐进性、有选择的“脱钩”（Decoupling）。“脱钩”是特朗普对华实施全面战略竞争的初始冲动，这场竞争以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贸易战开启，其间特朗普政府首次提出了“脱钩”的概念。与此同时，“脱钩”也是美国战略界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理念。秉持这一主张的人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演绎，主要表现在以下理念。在大国竞争的时代，美国面临中俄两大战略竞争对手，但是，中俄对美国的挑战表现在不同的领域和方向。俄罗斯带来的挑战主要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其国力基本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带来的挑战主要在经济领域，而且其国力处于上升通道。中国崛起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快速发展将使中国在国力上超越美国甚至压倒美国，这将导致国际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最终终结美国霸权。而中国经济之所以实现高速发展，主要因为中国将其比较优势与外部世界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进行了完美的对接，尤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因此，如果要阻止中国崛起、防止中国在国力上超越美国，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切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

然而，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部世界高度融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断然“脱钩”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阻止中国崛起又必须“脱钩”。为此，拜登政府上台后转变了提法，以“去风险”(Derisking)代替了“脱钩”。然而从本质上看，“去风险”只是“脱钩”的一种委婉说法，其核心含义仍是有选择的、渐进式的“脱钩”。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并没有调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而“去风险”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高科技领域通过所谓“小院高墙”将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尽可能彻底地进行阻隔，以维护其科技优势；二是在一般经济交往和贸易领域通过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和“近岸外包”（Near-shoring）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产业链从中国移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最终目的还是产业链“去中国化”，在世界上形成两个有联系但平行的市场体系。

二是在地缘政治领域复制冷战时期美国应对苏联的做法。地缘战略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标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也是如此。可将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基本做法概括为遏制战略。如果针对遏制战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就会发现该战略基本包含三种手段。第一种手段是包围苏联。美国无法单独包围苏联，因此建立了很多联盟，在欧洲方向是北约，在中东有中央条约组织，在亚太地区则表现为包括美日、美韩、美澳、美菲、美泰同盟在内的双边同盟体系。通过这种多层架构的同盟体系把苏联包围起来。与此同时，美国认为只是包围苏联无法给其制造足够大的压力，这就有了第二种手段：在竞争过程中设立一个战略竞争的主战场或正面战场，而在冷战时期主战场或正面战场很清晰，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将其放在欧洲，双方在欧洲地区集结庞大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而言，苏联面向欧洲的部分是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只有在这个方向集结大量战略力量，才能给苏联制造足够大的压力。第三个手段就是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亚非拉）与苏联争夺影响力，为此不惜发动战争或代理人战争，如在亚洲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在中东有数次中东战争，在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也爆发了多场美国和苏联直接或间接卷入的冲突。

美国使用这三种手段要达到怎样的效果？20世纪70年代初,长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对此作出了一个经典的表述，将这些做法的效果称为“成本强加”（Cost-imposing），即通过这些做法向苏联施加巨大成本压力，最终将苏联拖垮。现在拜登政府表示不寻求与中国展开新冷战，但是很多做法和冷战时期较为相似，如加强双边同盟体系，建立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英澳三国协调，推动北约东扩。这些举措实质上就是通过叠床架屋的盟友、盟伴体系将中国包围起来。而美国在第一岛链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东海和南海强化部署，就是在制造对华战略竞争的主战场或正面战场，因为这一区域恰好面向和邻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心，其中最突出的部位就是中国台湾，这也是近些年来美国在台海有这么多动作的根本原因。而在广大中间地带，针对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美国也联合其盟伴频频出手，如2019年的“蓝点网络计划”、2021年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2022年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和“全球门户计划”、2023年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最近，美国还拉拢欧盟和印度，试图将中国从“全球南方”的概念中排除。而美国这些做法的指向非常清晰，就是要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美国这些行动的目的也与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要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

三是在美国国内激活美式“军国”体制。美国社会利益多元、权力分散并相互制衡，而且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东西有大洋，南北无强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并没有应对大国竞争的健全的国家安全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霸主，而且需要与苏联进行冷战。因此，美国通过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其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成立了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反苏联立场一致，加强了美国政府与国会间协调、政府与社会间协调，通过军队与军工复合体形成了国家安全利益链条。美国国内将这种体制称为“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这是一种美式“军国”体制，在美苏冷战期间，这一体制曾发挥了巨大作用。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这一体制曾一度式微。“9·11”事件发生后，这一体制被部分激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颁布和实施《美国爱国者法》。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战略界逐步认识到，面对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美国分权制衡、相互掣肘的政治体制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存在组织和效能短板。为此，美国借鉴与苏联冷战时政府和社会动员的经验，结合反恐战争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所谓“全政府”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美国试图改变“政出多头”乱象，统一步调，动员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尤其强调使用国家力量中的所有工具，包括外交、经济、情报、法律和军事等方面的策略，从而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

四是大力推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在意识形态议题上，美国强调国家身份政治，放大政治体制的差别所带来的影响，渲染西方世界注定无法与中国和平相处，以此来进行国内和国际动员，争取将